转载：《学者建议成立新“体改委”统筹改革》（匡贤明2012年11月17日 新京报）

马津龙

        按：机构臃肿使得中国成为“帕金森定律”最典型的国家。唯独国务院总理兼主任的体改委，在改革任重道远、远未完成的情况下，说撤并就撤并了。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过整整十年负责人的改革遗老，尽管早已不在其位，对成立新“体改委”的建议还是颇感兴趣。但愿不象周其仁所说，这种建议只是没有改革制造改革、没有需求制造需求。

        　　十八大报告在论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称，要“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媒体查阅历次党代会报告发现，“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为首次写入。这意味着，现行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当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调机构”，才能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发动机？

        　　过去30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统筹协调就更加重要。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重要目标，迫切要求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因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尽快打破利益掣肘，把改革协调机制做实，我们的建议是成立新“体改委”。

        　　释放“制度红利”迫切需要改革

        　　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制度红利”。

        　　十八大报告指出，“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不少专家分析了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包括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逐步衰退。从现实情况看，新阶段战略机遇，不在于要素红利的变化，而在于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仍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制度红利”。

        　　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红利。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基本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重大突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明显增长，我国消费规模在现有基础上明显提高。我们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潜在消费规模将达到45-50万亿，这个消费红利，将足够支撑未来10年我国7-8%的中速增长。

        　　再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释放出城镇化红利。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促进消费释放、走向消费主导的体制机制，收入分配体制还在多方面制约消费释放；在解开城乡这个“二元N次”方程上，还有相当多的体制机制需要打破。

        　　换句话说，虽然“制度红利”设想起来很诱人，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和有效的改革，这一切就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因而，重要的是清醒面对当前改革面临的障碍，并找到攻坚克难的方案。

        　　改革面临多种利益因素掣肘

        　　改革重点即在于通过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看，部门改革的模式、行业改革的模式、地方改革的模式，很难突破相应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使全局性的改革攻坚面临重重阻力。

        　　有些改革提出来了，但是难以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提出十几年了，但尚未破题。有些方案提出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十年来，电力改革动静不大。

        　　有些改革在推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扭曲。大部门制改革实质是行政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执行、监督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分离，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成为简单的合并和增加领导职务。推动的改革在实践中走形变样。

        　　而有些改革方案长期无法出台。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讨论了很多年，但很多部门有各自的意见，使得方案难以出台。再比如，财税改革争议相当大，大规模、实质性的结构性减税效果不彰。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前最大的利益掣肘，是政府自身利益化倾向越来越普遍。而改革重点即在于通过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十八大报告也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落实的关键，在于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以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要做到这些，成立一个能超脱于各方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显得尤为迫切。

        　　需要一个“超脱”的协调机构

        　　重新设立一个类似当年“体改委”一样的、高层次、实体性的改革协调机构，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各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未来几年转型改革既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涉及中央与地方、各部门的利益调整，更涉及改革的综合配套推进。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建议，重新设立一个类似当年“体改委”一样的、高层次、实体性的改革协调机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新阶段的改革，已经不仅是经济领域改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加强改革协调，需要成立中央层面、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改革领导小组，对等五位一体的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和协调。

        　　这个机构应该借鉴“体改委”的一些成功做法，以协调推动改革为唯一目的，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严格限制其培植部门利益。新机构不管发展，只管改革；不管短期，只管中长期；不管宏观调控，只管体制机制。只有利益超脱，作为改革协调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从全局而不是从部门利益考虑改革的重大决策，尤其重要。

        　　当然，在各方利益更加盘根错节的今天，给新“体改委”赋予相当大的权限，又能否切实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细化探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前改革的现实，迫切需要摆脱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掣肘，客观总结试点经验和社会探索，把其中可行与合理部分上升为改革政策。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改革协调部门，有总比没有好，早设立比晚设立好。高层的决心越大，新机构发挥现实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只要设立的新机构，能抓住一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在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必能由此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更为强大的改革动力，对利益集团形成越来越有力的威慑。

        　　如果改革协调机制能够尽快建立并且有效运行起来，我国制度改进的幅度将会加大，“制度红利”将得到有效释放，由此为公平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中国的机遇所在、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