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与专注坚守——在大南商会年会上的讲课（5-22国鼎云天楼）-2017-5-24

马津龙

秘书长胡俊致辞。



新任会长叶星凯曾经留学英国。云天楼董事长叶建林是他父亲，曾经与我做过一期《财经会客厅》访谈节目。他父亲好像已经是二代企业家，这样他应该算是三代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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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楼酒店代表餐饮业发表“云公益”剿灭劣五类水倡议。


名誉会长、会长授牌。



大南街道张香梅书记发言。



鹿城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吴道静发言。



受聘大南街道商会顾问仪式。











本人作《创新创业与专注坚守》讲座。
       创新概念最初是奥地利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实该书的德文版是1911年出的）。按照熊彼特的解释，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具体说就是：①引进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③开辟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④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开发新的资源；⑤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熊彼特的创新主体仅仅指企业家。

       现在所说的创新，不仅已经不局限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也已经不局限于企业（在企业里也已经从企业家延伸到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乃至全体员工），不局限于经济，而延伸到包括科技、制度、文化的所有领域。

       而就企业来说，创新往往跟创业相提并论（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修辞上的“互文”，“大众”、“万众”既在创业，也在创新）。“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创业”，这是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的名言。这里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渠道创新等企业的任何创新活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有创业或者说所有真正的创业都必须是创新型的创业即创新创业。

       如果说改革初期创业甚至改革前在温州已经出现的“地下工厂”、“投机倒把”活动，民营企业只需要制度创新即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的创业更需要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前者最需要的是冒险精神（坐牢甚至生命危险），而后者需要的是科学精神。

       例如在温州最大的产业集群之一鞋业已经形成康奈、奥康、红蜻蜓等一批大中型企业以及各具特色的小作坊的情况下，只有在技术上有所创新才有可能在该行业创业。

       与互联网相结合是一种创新（所谓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纯粹是文字游戏）。

       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高级定制鞋、功能鞋也是一种创新。

       高级定制在欧洲早已存在。意大利有郎当泽（老布什、奥巴马、意大利前总统Francesco Cossiga、施瓦辛格等都是它的忠实主顾）、英国有约翰罗布、法国有伯尔鲁帝。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美国人1925年拿鞋子到约翰罗布在巴黎的店里修理。后来因种种原因，直至二战爆发，他都没法去取。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抱着侥幸心理到巴黎约翰罗布的店里去看看，居然还在！

       温州皮鞋高级定制的代表人物有刘芳鑫、叶英明等人（后者在华侨饭店一楼大厅一角设有中文意思为“享盛”的Share Thing展销厅），功能鞋代表人物有天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王唯。王唯的功能皮鞋除了具有抗菌作用外，鞋垫的弹性和透气性完全不亚于丹麦的ECCO运动鞋（据王唯说该功能的有效期很长，其实真不行了换个鞋垫就是）。

       现在的问题在于，市场竞争已经不限于温州企业、中国企业之间，而是在全球性范围里的竞争，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而在全球性竞争格局中，中国企业包括温州企业仍然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导致产业层次低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创新能力的相对不足特别是原创能力的不足。

       就科技创新来说，标志性的诺贝尔奖，在科技方面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屠呦呦。而美国大学汇集了全球 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008年我参加“中国改革30年芝加哥研讨会”时，芝大的诺奖得主是79人，今年2月我又去了一次芝大，诺奖得主已经上升到92人），在全球最顶尖的 20所大学中，按科学贡献度计算，美国占了17所（另3所为英国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按对世界自然科学的贡献度，中国第一的清华大学大约排名在
600名左右）。不仅美国，日本现在也是年年获诺奖有时一年还不止一人。

       就企业创新来说，在汤森路透前不久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首超美国的35家，其余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韩国3家，瑞典、加拿大、比利时、荷兰以及台湾（制造CPU的联发科）各1家。中国内地上届曾有的华为首次上榜再度缺失。

       大家可能对日本创新企业超过美国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多为关键零部件而非最终产品企业。如iphone里1000多项核心部件就有一半以上来自日本的多家企业；Intel最佳供应商里的8家SCQI（供应商持续质量改进）6家日系，18家PQS（最佳品质供应商）11家日系，遐迩闻名的是Intel和iphone，隐形的是日系。

       中国人的智商不低于欧美、日本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也不可能天然地弱于欧美、日本人。为什么我们在创新上不如那些国家？研究表明，我们缺乏的是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文化，特别是缺乏宽容的文化。而宽容是欧美国家自启蒙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

       《论宽容》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宽容也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思想主张。而荷裔美国作家房龙的一部名著就叫《宽容》。

       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研究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地域模式，而他的一个研究生研究同性恋的地域分布，不经意间发现各自的城市排名基本上重合，高科技越发达的城市，同性恋越多！佛罗里达的结论是，创新者喜欢选择宽容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对同性恋同样也是宽容的。佛罗里达据此提出了创意产业的“3T”理论，即人才、技术、宽容（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而他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

       “学习型组织”概念重要创始人、当代管理大师之一阿里·德赫斯的《长寿公司：商业“竞争风暴”中的生存方式》一书提出的长寿公司四项特征，其中也包括公司文化上的宽容。德赫斯据此提出他的“宽容型管理”的管理理念。

       因此，要改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还需要造成必要的政策、制度乃至文化包括宽容文化的条件。有条件的公司，可以在内部率先形成宽容的企业文化。

       创业需要创新精神，同样需要工匠精神或者说匠人精神。而我们的企业缺乏的不仅是科技创新能力，更缺乏工匠精神。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科技不如人，难道手艺上也不如人？

       单就个人技艺来说，中国历来并不缺乏能工巧匠。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教科书上读过的庄子的庖丁解牛、欧阳修的卖油翁。

       庖丁宰牛是在牛的骨头缝里**有余，刀是不碰骨头的。别的厨师每月要更换一把刀，而庖丁一把刀用了19年，宰杀了几千头牛，刀刃仍然锋利无比。按庖丁的说法，他解牛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也就是说，他宰牛是凭精神而不是用眼睛。这里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如果说庖丁、卖油翁都是历史上的典故，那么，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高手。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里就有不少技艺精湛的工匠；近年来在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也打破日韩等国的垄断，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但个人对技艺的执着追求、企业对品质的精益求精，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并且在企业里蔚然成风，才能升华为工匠精神。

       世界上最能代表工匠精神的国家是日本、德国和瑞士。近年来媒体上较多提到的是日本的案例。如日本东京吉祥寺有一家3.3平方米的叫“小笹”的糕点店，老板叫稻垣笃子。小笹的“羊羹”（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名称，在日本已经跟羊肉没有关系，纯粹是红豆糕），每天只做150个，每人限购5个，不间断排队现象已经持续了47年。“美貌到舍不得吃，但是又美味到忍不住不吃”，这是顾客的评价。稻垣笃子说，最好的羊羹，制作中的某一刻会闪耀出紫色光芒，为了目睹这一光芒，稻垣笃子倾尽了一生心力。

       台北也有一家被《华尔街日报》封为世界上最贵牛肉面的 “牛爸爸牛肉面”，其中“元首牛肉面”一碗要10000元台币（合人民币2000多元），老板王聪源27年只做牛肉面。吃他的面至少提前2个月预约，有人还特地包机来吃，但他坚持不开分店，店堂只摆4张桌子，一天仅接待20人。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卓越的现象，离不开整个社会保护、尊崇这种匠人行为的制度和文化。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是产生不了这种现象的。正如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所说，“工艺之美，最终还是秩序之美。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环境，也就不会有工艺之美的存在”。

       大南街道地处温州商业中心，商会的成员企业多为商贸企业，其中不少是餐饮企业。据我所知，国际上最知名的餐厅，无论是米其林三星还是英国美食刊物《餐厅杂志》(Restaurant Magazine)每年公布的全球最佳餐厅50强，大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大都是老板当主厨，而且都非常注重研发。曾经荣列全球最佳餐厅50强之首的西班牙的伊尔·布利餐馆，每年预约顾客在50万人以上，但该餐厅每年仅接待8000人，并且一年只在4至9月的半年时间里营业。主厨费兰·阿德里亚·阿科斯塔要用余下的时间外出取经、专心研发。该餐厅每年要研发5000个菜品，然后百里挑一，每年新上50个新菜品。相比之下，我们的餐厅老板更关注的往往是菜品之外的“营销”，很少有亲自烧菜的。即使出身厨师，后来也都“君子远庖厨”了。甚至一些开业不久的新店，生意还没红火几天，就要连锁、上市、赚大钱——结果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办企业当然要追求利润，但真正创新创业、专注坚守的企业，往往有比利润更高的追求。Google的口号就是“Google的梦想不是赚钱，而是改变世界”。吉姆·科林斯在他著名的商业书籍《基业长青》中有一句名言；“为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感所驱使的人，所赚的钱比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人赚的钱更多。”其实，即使赚钱不是更多，例如每天只做150个红豆糕的“小笹”、每天仅接待20人的“牛爸爸牛肉面”（即使都是最贵的“元首牛肉面”，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4万多元），金钱之外的价值也更高。

       可喜的是，就在大南商圈，也有相对较具创新精神与匠人精神并且有可能打响温州品牌的餐厅。例如小南路的“老板忠馄饨担”及其隔壁的“双莲桥鱼丸”，以及同属大南商圈的“阿红鱼丸”，都是有口皆碑的餐厅（“阿红鱼丸”和“老板忠馄饨担”都是温州市和鹿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温州之外的任何地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还没有发现可以与温州媲美的馄饨（据说台北满大街都是“温州大馄饨”，不过我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味道如何）。与多位美食家探讨过，都认为温州最有可能打响品牌的餐饮首推馄饨。而“老板忠馄饨担”，至少可以作为温州馄饨的标志性餐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