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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季羡林“大师”离“旗帜”还有多远?》(金新)-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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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浙江
  季羡林老先生走了。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消息:“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有关部门在加冕“大师”头衔的同时,还“定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中国少有“大师”,虽然具有“大师”资质的人并不少,就文学领域便有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有“大师”资质的人而难成通识意义上的“大师”,于是乎只有依靠御封。御封的结果是失去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志趣,连“说真话”都成了不可多得的高尚品格。
郭沫若一度被称作新中国文学的“旗帜”,可惜的是,这面“旗帜”只是“太阳下的蜡烛”,选错了发光的地方。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季羡林对此当再清楚不过了。
其实,郭沫若仅是个“旗手”而已,他随时随刻随机应变地高举着“成者为王”之政治家之“旗帜”,摇旗呐喊,其与毛泽东的五次诗词唱和中斯可见一斑。“一个被冠以杰出诗人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激情讴歌”,“一个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可以把如同市井白话的东西当成诗篇”,为了献媚,他已经忘记了诗的神圣,他的心应该在哭泣与流血。如果他还是一位诗人的话。
季羡林作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精通12国语言)、佛学家、作家,被称为“大师”是当之无愧的。尽管季老先生生前一直言辞恳切地拒绝“大师”的称呼。
于是,在高山仰止季羡林“大师”之际突然想到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生前思维不愿承受“大师”头衔的人,不知其身后灵魂能否接受“旗帜”的称号?
季老先生十分清楚,“大师”难当,“旗帜”更不是那么好当的。
鲁迅一不留神成了“党外布尔什维克”,曾被毛泽东封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凭心而论,鲁迅倒是一面“旗帜”,盖因迅翁“活着时震慑的是邪恶,匡护的是正义”,从来不会看别人的眼色举旗,挺直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听将令”充其量“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季老算是相当幸运的了,他作为当年《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在刊物其他“撰稿人大多数都未能逃脱后来的反右运动,下场悲惨莫名”的环境下得以保全性命,且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晚年更被政府视为“国宝”。
  季羡林那个年月里确确实实做了一回“逍遥派”,他在写于1999年1月10日的《记张岱年先生》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内巧妙地为自己的这一经历作了一番辩解:
“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老的辩解应该是成立的,发自内心,毫无虚情假意。但正是此“辩解”表明,季羡林“大师”离“旗帜”还有相当的距离。
197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有一篇署名“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文章,为保持“原滋原味”,兹录全文如下: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距离究竟有多远?相信读完上述文字,人们当有一个正确的估量!
在写张岱年先生一文的结尾季羡林感叹道:
“《论语》中说:‘仁者寿。’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寿者。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不管是读学术史,还是读文学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学者和文学家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代中外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中,寿登耄耋者极为稀少。像泰戈尔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尔斯泰的八十二,真如凤毛麟角。许多名震古今的大学问家和大文学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岁。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人间’,许多学者活得年龄都很大,像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过了九十。冯先生有两句话:‘岂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现在张先生已经过米寿二年,距茶寿十八年。从他眼前的健康情况来看,冯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张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张先生如果能达到茶寿,是我们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赐张老十八春。’”
  长寿的季先生实在应当提一提“仁者”未必“寿”,以彰显“大师”之辩证思维啊!
  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政治的高压下知识分子或丢失自我、或变节投机、或委曲求全、或买论求生……那些出于善良的愿望(请注意“善良”二字)为国分忧、为民请愿而不“寿”之“仁者”,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季羡林“大师”离我们远去了,他“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旗帜”的课了,可他仍然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王元化先生生前尝说“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恰当的。
一个有“旗帜”资质的人没有成为“旗帜”,有时并不是个人的失误抑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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