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时髦……》（杨恒均）-2010-6-3

马津龙

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直到今天，讽刺、批评和攻击知识分子还依然是一种时髦。这几天，我做了一些梳理，有了一些认识与想法。首先，对比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得出了下面三个结论：
第一，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如果有人把整风、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的比例算出来的话，估计要高出上个世纪中士兵的伤亡率。
第二，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第三，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70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
上面的结论当然不那么科学与学术，但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是很容易对照出来的。在为国为民为自己的奋斗中，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为什么始终抬不起头？或者总有人不许他们抬起头？
以前统治者要想折辱你，或者想转移一下“劳动人民”的视线，只要把你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族群和团体（阶层），只要对现实不满了，或者自己的利益受损了，动不动就要拿知识分子撒气，什么被收买、犬儒、没有用、不敢站出来……仿佛这个国家是知识分子建立的，他们在管理和运转这个国家似的，你的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那么，知识分子作为整体遭受到比工人、农民、军人等大得多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
古今中外，一切极权专制和不民主的制度都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天敌，中国不但没有例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血的事实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否认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中国知识分子境况之恶劣的一个突出特点却是：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前苏联等，却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不多见。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与定义。在当今中国，这个划分本身就是有政治目的的。知识分子不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他们都是从社会各个阶层里产生的，充其量是更勤力读书、喜欢钻研或者更会考试的一批人而已。在现在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他们产生于社会各个阶层，又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当今西方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由有知识的人挑大梁。没有人会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头上。
从上面第一点，我们得到第二点：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人，有血有人，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自从1942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受苦受难，更多的时候是为国家和民族在受难。相比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大多数人要就是保持了沉默，要就是成了帮凶，这当然是因为被统治者愚弄的结果，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更不应该至今还不思反省，把全部责任推给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涉猎多种行列，唯独没有当过“知识分子”的我，将在这组短文里谈谈我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主要涉及这么几个问题与主题：
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的时候，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做过了什么。
当我们为自己的处境抱怨，从而把怨气发在知识分子身上，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时髦，当知识被践踏，知识分子长期遭受统治者与愚民 折辱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自作自受……
杨恒均 《论知识分子》系列之一 201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