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温州就有了利率浮动试验-2013-9-24

马津龙

       按：解放日报记者李晔的这篇稿子发在今天（9-24）的解放日报第5版上。
30多年前温州就有了利率浮动试验
小镇金改启示录
2013年9月24日－特稿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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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供图

　　   ■本报记者 李晔
        若非老伴提醒，87岁有些耳背的陈礼铨还没留意到电视里——关于“央行正式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7折下限，由其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的新闻。老伴道：“咦？这不是你30多年前就干过的事？”
        陈礼铨不禁得瑟起来，上楼，翻出1981年他因首创浮动利率而荣获的全国金融红旗手奖状，摸了又摸。
        已过花甲、转战上海烂尾楼市场的方培林，同样及时获知了这则消息。令他百感交集的还有，就在不久前，另一则引起无数关注的重磅新闻——民营大佬苏宁、华峰和瑞明集团申办“苏宁银行”和“华瑞银行”获国家工商总局预核，民营银行拿到银行金融正式执照似乎指日可待。这位改革开放以来首个私人钱庄的创办者，叹自己“廉颇老矣”，眼下他只想当面跟苏宁掌门人说：“你能拿到银行准生证，绝对有我的功劳。”
        陈礼铨和方培林，温州苍南人，浮动利率首创者和实践者。他们欣慰，有生之年，终见利率市场化大势已无法阻挡，曾经的惶惑不安，也已变成文件上的名正言顺。
        即便，他们只是铺路石。
“伤自尊”的午后
        1979年一个午后，苍南金乡镇信用社门可罗雀，主任陈礼铨百无聊赖，空气安静得叫人抓狂。
        已超过半月没人来存钱，保险箱里的钞票半分钟就能点完。账本上，两个数据刺眼：总资金1803元，居民存款385元。
        不远处一间平房内，一老者正主持着一场“呈会”——几叠钞票被整齐码放于桌，一群人紧张地围着喊话：“2分！”“2分3！”“3分！”……最终，那个出价最高者将钱扫入袋中，签字画押，迅速离去。
        这边，是固定、低廉的利率且保证安全，无人问津；那边，明摆着高利贷，居然抢着要。
        34年后，在金乡镇百步街32号的老宅内，已是耄耋老人的陈礼铨依然难忘那个“伤自尊”的午后。
        年轻时，他是村书记，会打拳，出了名的老实巴交。1954年农行为解决各村农贷而成立金乡信用社时，他被推举为主任。但信用社连年亏损，这主任没地位。
        金乡镇是温州模式发源地之一，1978年后，商品经济和家庭工业纷纷冒出，徽章、商标等“五小件”制作贩卖业务如火如荼。据苍南文史资料委主任杨道敏记载：1978年金乡所需生产经营资金50万元，到1980年已激增至300万元，但作为当地主要融资机构的金乡信用社，每年仅能从上级部门农行获支持款1.2万元。
        陈礼铨何曾不想以揽储来增加贷款。他挨家动员，但乡亲们把头摇得拨浪鼓般。一是怕露富，金乡信用社就开在镇政府里头；更关键在于利息低。当时民间借贷活跃且手续简单，月息高达3分、4分，信用社执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4.5厘，老百姓把钱存信用社不是犯傻吗？
        陈礼铨穷则思变：“粮有议价粮，煤有议价煤，存贷利率若也能议价……”
        这大胆设想令他心脏乱跳。
        因为当时，金融机构存贷利率由国家严格管制，除央行，谁敢动它分毫？
        怕触犯禁区，又不甘心，陈礼铨找小学同学、时任县委书记的卢声亮壮胆。卢默许，说：“红头文件批准估计难，但你这种浮动利率是符合市场经济的。”
        陈礼铨又找顶头上司、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清，陈岳清跃跃欲试。
        有底气了。经私密调查，二陈确定了利率议价尺寸：一年期存息由基准月息4.5厘上浮至1分，贷款月息由6厘上浮至1.5分。当时，信用社就会计、出纳、主任3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没告诉。他们悄悄放话给几个先富起来的专业户，尽管不敢大肆声张，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口口相传，久无人气的信用社渐渐热闹起来。陈礼铨还作出储蓄史上闻所未闻的决定——不愿来信用社存取款的，可派人上门办理。
        等稍有眉目时，他们告诉了农行苍南县支行副行长金亦光。
        今年81岁的金亦光谈往昔岁月，感慨道：何止二陈，他这个副行长当年也苦恼。1978年，金亦光曾硬着头皮在金乡镇搞过“有奖储蓄”，但“奖金其实是根据一年利息算出来的，再分配到各奖项，没中奖者就没利息”。很快，储户不愿捧场，金亦光自讨没趣，搞了两次后告停。
        因此，听闻二陈悄悄改革，金亦光两眼放光。他说：“人家‘呈会’几分钟内就能筹到几万元，难道我这行长就不该反省？银行就要有这本事，把农村闲散资金从‘体外’引到‘体内’！”
        在金亦光力挺下，陈礼铨拿出自己300多元积蓄，加上信用社1803元资本金，做出一惊人之举——搬出镇政府，在繁华地段租了间店面，并在1980年10月1日昭告“试行存贷利率浮动”。此前，金亦光特地动用了农行温州市分行计划处处长方松的老关系，将乐清县支行贷不掉的300万元同行拆借给了金乡信用社。
        有利率浮动诱惑和300万元“活水”注入，马上就有许多人将钱存到更安全的信用社，由此良性循环，做大了贷款规模。5个月后，民间借贷从5分降到3分，许多人拍手称快，比喻高利贷为盐卤，越喝越渴；银行贷款过去能贷到的量太少，好比棒冰，一时凉口，仍不止渴；而破天荒的议价利率，才是真正的凉茶。
破天荒的“逆袭”
        金乡信用社就此惊天逆袭。1980年净赚58万元，陈礼铨和另2名员工，终于拿到了信用社开办26年来首笔工资。
        但越是门庭若市，陈礼铨越感不安。尽管有当地领导默许，但纸包不住火，上级的单位迟早会探究他生意兴隆之秘笈。
        向金融理论界求助。二陈联名给农行总行《农村金融》杂志写信，求问能否“议价储蓄”。《农村金融》极感兴趣，时任农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协同农行省分行及温州市分行，来金乡考察了整整19天。
        陈礼铨全程作陪，朝七晚九，将24个生产队跑遍。生产队所有受访者众口一辞表示，定期存款月息应1分以上，民间借贷才不敢作威作福，至于贷款利率，上浮到1分5能接受，总比高利贷强。
        丁非皆仍有顾虑，问陈礼铨：“你提高了存款利率，钱揽进来了，万一贷不出去怎么收场？”
        陈礼铨飞速说出早已盘算过无数次的答案：“存款多了贷不出去，还要支付利息，咱家就几亩薄田，一间小房，我可赔不起，要不，以贷定存？”
        19天的考察伴随着镇政府大小会不断，丁非皆反复求证，认为浮动利率虽与当时法规抵触，但又合情合理，最后模棱两可道：“要不你们先搞起来？”
        陈礼铨却说 “不行”。他掏出纸笔：“口说无凭，你得写下来。”
        丁非皆问：“怎么写？”
         陈礼铨如背书般说：“在国家计划条件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于是便有这18字，成了金乡率先在全国突破利率浮动的尚方宝剑。
        大松口气的陈礼铨，还在1981年荣获农行总行颁发的全国金融红旗手奖状。
        然而事端又起。
        1983年，苍南龙港镇一家信用社也学样金乡，且为招揽生意，居然将议价储蓄广告贴到了对岸鳌江镇工行某储蓄所门口。
        如此公然挑衅，把工行惹火了。拍照为证，鳌江镇所在平阳县工行起草一份材料向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状告“罪魁祸首”金乡信用社。
        金亦光跟农行省分行计划处处长方松一起，带着一大堆材料去杭州，向人民银行省分行列数“试水”几年来的诸多好处：一，将大量民间闲散资金吸引过来，社会自由借贷利率从4分、5分降到2分；二，信用社大量放贷，专业户得以扩大生产，其中金星村产值3年内由13万元增至326万元；三，救活了信用社，自有资金从1979年初的1803元增至上百万元，共盖起24间房，在镇东南西北中共设有5个网点，员工从3人增至40余人，县分行职工争着“下嫁”到信用社工作。
        人民银行省分行负责人当场拍板：“什么议价储蓄，不就是浮动利率吗？你们不要马上推开，就报宜山、桥墩等5个发达镇先试点！”
        其实，金亦光、陈礼铨们或许不知，他们的试验之所以得以一再放行，离不开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坚强后盾。作为袁芳烈及其继任者董朝才两位市委书记任期时的市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经济学家马津龙向记者揭开历史——当年袁芳烈下乡调研时，总拖住温州农行行长郑稼祥一起，并“逼”郑支持试验。1984年面对浮动利率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城市资金搬家的争议，袁芳烈公开表态：“利率浮动我赞成，应在有条件地方推广，一切责任我承担。”
        苍南金融志如此描述：1986年5月18日，来苍南龙港镇考察的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充分肯定利率浮动这一创举。她说，浮动利率改革试点的实践证明，它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健康发展。1987年，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制定了 《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经人行总行批准，于当年9月21日执行，自此，温州市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唯一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从此，质疑浮动利率改革的杂音终平。
方培林的“前卫”
        1984年，金乡利率改革的春风尚未吹遍整个温州，苍南钱库镇医院会计方培林的金融梦已无处安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宽、搞活”政策感召下，当时钱库镇已是闻名浙闽的工业品及农副产品集散地，全镇居民每4人就有1人经商，但镇上工行和农村信用社只能满足经商者1/3的周转资金，其余缺口要靠民间借贷。那时的方培林并不认识陈礼铨，却跟老陈想到一块儿——在高利贷和银行较低的存贷利息中取个中间值，让缺钱的和有闲钱的双得利。
        他在当年中央1号文件中找到依据：“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他想，既然集资入股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也合法，不再是不劳而获。
        当年9月11日《温州日报》刊发《市区可开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他随即找到时任钱库镇委书记黄德余，提出想办一股份制金融服务社，采取投股集资，为稳妥计，规定股份只限在股东间转让，不得退股。
        岂料黄德余更开放，建议方独自试办，免得股东间意见不一容易出事。9月29日，在领取钱库镇工商所临时执照后，“方兴钱庄”在方培林自家老宅诞生了。浮动利率当然是其最大“噱头”，门口公告上的利率表显示——长期存款，月息1分2，3个月以上结算；临时存款，月息1分，随时存取；放款利率，月息1分5到2分，视银根松紧浮动。
        此举，使方培林被烙上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者”的标签，惊动改革开放的中国。
        29年后，在上海虹口区天宝路一处工地的简易房内，记者见到了承接下附近一烂尾楼并忙着预售事宜的方培林。老方谈过去，骄傲写在脸上，“我办钱庄那会儿许多做法，现在依然前卫”。
        譬如24小时服务。当年，钱库镇木材市场交易多半通宵达旦，但银行只8小时营业。方培林就亲眼见到有经营户将晚上交易收上来的一把把钱捆在腰间睡觉。钱庄推出全天候服务，“就像现在的银行24小时自助ATM机”。
         又如，他规定存款地域不限，借贷只限本镇，并频繁调研，对客户资金余缺知根知底，资金周转灵活自如，最厉害一次，一笔钱在4小时内周转3次。
        再如，好比宾馆设置中午12点退房，他发明存贷“以时计息”。此前他常有尴尬，前一天把钱放空，翌日开张时，来人便无钱可取。索性，他以中午12点为界，12点前的存款计当天利息，12点后来存款，利息自第二天计。还款则相反，12点前还款免收当日利息，12点后还款就照算。如此，大家都赶在上午扎堆存还款，方培林再不怕没钱可贷。
         钱庄办了5年，方培林以5万元资本金，产生了100万元利润。
        但这并非他核心追求。
        民营办银行，申请到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是他真正心心念念。
        为此他一再争取。他向苍南县的人民银行要求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未果，转向温州市的人民银行。结果被告知：待请示上级行后再答复。
        1985年，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特地来方兴钱庄考察，他认为方兴钱庄将民间无序金融进行引导，推动了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方培林又向当时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写信，同时向苍南县领导申诉县工商局不同意为他办理营业执照。1986年11月6日，董朝才批示 “方兴钱庄应继续办下去”；此前2天，苍南县长批示：“请工商局抓紧办理，私人钱庄允许试办，不必再请示有关部门，出问题由县委、县政府负责。”
        苍南金融志记载：1986年11月7日，人民银行总行给温州市分行电传：“国务院1986年1月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8条规定‘私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在方培林殚精竭虑申请许可证未果时，金亦光退休。有趣的是，金亦光与曾反对搞浮动利率的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陈颖光一起，于1986年11月在钱库镇办起全省首家城市信用社。当年12月，苍南县的人民银行召开行长联席会议，考虑若以强制手段取缔方兴钱庄会造成存户损失，决定由钱库镇内的银行和信用社联合实行利率浮动，联手以业务竞争方式“对付”方培林。
        金亦光回忆，1988年，因利率灵活，他所经营的钱库镇城市信用社的存款规模达到1.3亿元，把方兴钱庄、工行、农行远远甩在后头。当年底，方兴钱庄不堪竞争压力，自行歇业。
        历史如此戏剧化，以市场姿态问世的方兴钱庄，最终却被后起效仿者以更市场的法则淘汰。
谈“遗产”的意义
        无可否认，陈礼铨、方培林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打破垄断的推手，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金融史上一笔宝贵“遗产”。
        方培林说，30年后重谈“遗产”，是为了表达：改革需自下而上、首吃螃蟹之人。
        1985年，乐清的虞爱莲找到方培林，问他办钱庄赚钱不？方培林居然把经营之道全教给她。回乐清后，虞爱莲创办了乐成钱庄，1989年后变身信用社。
        虞爱莲后来对方培林的“大方”感激不尽，他谦虚：“市场这么大，我一人吃得过来？”
        如今回忆这段“帮教”，他才对记者说出真正的 “算盘”：“私人钱庄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如今谈“遗产”，更为了表达：自下而上的改革，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开明，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改革。
        就在几天前，方培林赴成都参加一场民间金融峰会，巧遇熟悉温州金改史的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张翔才知，早在1984年方培林提议创办钱庄前，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在接受新华社驻温州记者采访时就有一番言论，说“当前温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应有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那次采访后来以内参形式呈报中央。
        方培林不禁感慨：“当年像董朝才这样的干部，都是拿着乌纱帽在改革。”
        对此马津龙极赞同。作为上世纪80年代温州市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他亲历了全过程。但他向记者强调：“袁芳烈、董朝才等之所以那样开明，你不可忽略他们背后来自中央的支持。”马津龙见证了万里、田纪云、王岐山等来考察温州创举时的情景，“他们来时，脸上都是兴高采烈的，即便对部分改革有所保留，也没有明确反对的表态，当时改革氛围浓重，你听到的几乎都是支持的声音。宽容，是创新最重要的条件。”
        在马津龙看来，如今李克强总理关于“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的表述，也已传达出强烈的信号。事实则是，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的速度极快，国家工商总局网站信息显示：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已获准注册。马津龙认为，民营银行最大的利器就是浮动利率，利率若非市场化，银行的优胜劣汰便难以实现。
        马津龙说，“我认为，现阶段，温州这种市场化领先地区，凡可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完成。当改革深入体制内，尤其进入金融这个相对垄断领域时，政府大力推进，才可能将利益堡垒推开。”
        需要这种上下互动改革的，何止苍南，何止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