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三十河东四十西”
中国民间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其实，古人的说法是“三十河东四十西”（《增广贤文》之二百八十一）。作为完整经历了“三十河东四十西”，特别是全程参与40年前起始的那场转型的过来人，站在后四十年的节点上，抚今追昔，感慨系之。http://zgd.wenzhou.gov.cn/art/2018/8/27/art_1230145_20838649.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日前致公党温州市委让我讲讲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课，正好可以就人们对40年前的“集体失忆”和40年来的“集体失明”借题发挥（且不说“集体失道”）。
失忆既由于记忆本身具有自我美化的倾向，如所谓天真的童年、美好的青春，将生命中童年、青春本身的美好，代入了生活的记忆，更由于幸存者偏差所造成的谬误。例如，“反右”显然是几百万家庭的悲剧，“上山下乡”显然是几千万家庭的苦难，但在因祸得福的幸存者那里，我们听到的是“无怨无悔”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在感谢贫穷、歌颂苦难的，也往往是极个别的幸存者。
我用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回忆那个不少中国人深切怀念的年代。
我是温州市区人，毕竟有粮食定量供应，但也有二三十年饿肚子的经历。高一身高168厘米时（后来最高时也不到170厘米），体重只有52公斤。现在熟人见面打招呼如果问对方“吃了没有”会感到不可思议，但那时几乎是所有熟人见面的问候语。直到本世纪初，我给人的印象还是很瘦的（这些年都在69公斤左右）。上图温州商报两周年特刊的时间是2002年，那时候比最瘦时至少已经增加了五六公斤。胡宏伟的《温州炒房团》一书出版于2004年，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头一句便是“清瘦的马津龙早已被公认为最知名的温州草根型学者”。2006年底之前我到温州电视台兼职做《财经会客厅》主持人，在此之前在温州网做《马津龙访谈室》主持人，上图漫画对瘦还是表现得惟妙惟肖的。 高中阶段，县里来的住校生一年到头的菜费是早餐2分（一块豆腐乳）、中餐5分、晚餐3分（几根萝卜干），我们市区的只是中午在校用餐（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分菜，8个人一桌——站着吃的——总共30多个蛏子，大点的分4个，小点的分5个）。 见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不少地方的农民一天只吃两顿（纯粗粮），而且基本上没有吃菜的日常生活。 见识过茅坑底下靠人粪喂养的快乐的猪（做痛苦的人还是快乐的猪，这是自古以来的一道哲学问题）。 听说过亲身经历大饥荒的人讲述的饿死人的惨景。 后来更知道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河东”年间那些草菅人命的历史…… 分析“四十西”特别是后期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不改革造成的。 “国进民退”及其造成的利益集团骇人听闻的腐败，正是改革停滞的结果！ 改革开放最初10来年间，尽管争论激烈、压力很大，改革共识还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回避历史导致“集体失忆”和阻滞导致“集体失明”，改革已经失去了普遍共识，复辟旧制度的情绪时时以“文革”的形式表现出来。
尽管未必有用，我们仍有责任为改革奔走呼号。
7月6日，对常州公务员讲“解放思想促改革”。 8月24日，接受浙江交通之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采访。
温州模式是近期谈得最多的，7月底接受多维新闻记者有关温州模式电话采访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 ——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的方式决定了，改革不可能核心引爆、全局推进，而只能外围启动、局部突破。在中国改革的目标、路径模糊不清的转型初期，温州改革独具一格的民营化模式，以其毋庸置辩的成功和神奇般的崛起，对各地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发挥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从而为体制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正是温州模式引领中国最初的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正道。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依然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完善。但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从而市场主体的民营化，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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