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2011-6-24
——在复旦大学和“第一财经”传媒“中国经济调查”公开系列讲座上的演讲（2011-6-2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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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
第一部分：我是谁？——答案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
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种种“模式”中，引起姓“社”姓“资”争论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姓“社”姓“资”争论焦点的，只有温州模式。因此，对于什么是温州模式，答案只能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寻找。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经济改革是由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开始发动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应属于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所谓供给导向型制度变迁。但与世界历史上典型的供给导向型制度变迁——如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不明确的。也就是说，改革并没有被定义为摈弃计划经济和选择市场经济。权力中心还只是意识到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改变；相应地，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则被理解为企业在公有制框架内管理体制的改善。初期改革的成效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边际的农村集体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唯独温州，在当时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放宽行政性限制的部门，率先在农村形成了以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为普遍市场主体的格局。也就是说，温州模式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方式、一种格局。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的改革方式属于中国特殊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条件下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相应地，温州模式属于自由发展条件下形成的自由秩序或者说自发秩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争论也便由此而发。
支持温州模式的改革派，或者强调温州民营经济中的股份制企业带有公有制性质，温州经济在总体上还是公有制占主体；或者回避温州民营经济的产权问题。例如早期对温州模式比较权威的公开说法，是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 “小商品，大市场” 和“以商带工”。显然，费老是有意在敏感的意识形态上为温州模式开脱。
反对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一方倒是抓住了温州模式的实质、要害，理直气壮地攻击温州模式的私有化、自由化。但对他们不利的是，温州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脱贫致富，是他们无可否认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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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Paul Gauguin
, 1897–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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